中国vs泰国苏迪曼杯半决赛-2021苏迪曼杯中国对泰国比赛结果

苏迪曼杯 | 男单男双拖后腿 国羽虽晋级却有隐忧

北京时间9月30日凌晨，在芬兰举行的2021苏迪曼杯羽毛球赛结束了小组赛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在面对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泰国队时，凭借女运动员的出色表现，以3比2险胜，3战3胜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这个胜利的结果是可以预测到的，但和过程却又少有些出人意料，国羽在男单和男双这两场比赛中都输给了泰国选手，暴露出了目前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两个项目上还缺乏具有在世界羽坛具有统治力的球员，这让球迷们看到了隐患，对本届苏杯国羽的夺冠前景也失去了赛前的乐观态度。

2019年在南宁，中国队决赛3比0完胜日本夺冠，不管是不是占据东道主优势的原因，至少那届比赛的整体表现是令球迷们欣慰的，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国羽自里约奥运会后的一段低迷中重新崛起的脚步。东京奥运会，中国队在5个单项中全部杀入了决赛，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整体实力最突出的一支，特别是成功压制住了日本队，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成功。可居安思危地看，国羽虽然5项都进入了决赛，但是却存在着一定问题，隐忧还不小。

除了混双是“内战”之外，其余四项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对阵，只有陈雨菲赢得了金牌，其余全是0比2完败。这三场失利的决赛中，女双可以说是具有一些偶然性，“凡尘组合”发挥欠佳。男双、男单准确地讲，那就是水平不够，再加上精神力还欠佳，丢掉金牌很正常。以男单为例，丹麦的安塞龙在晋级路上和决赛中，干脆利索的击败了石宇奇和谌龙，国羽两位男单选手比赛打得很难看，没什么还手之力。男双国羽本就是多年5个项目中最弱的一环，“双塔”负于中国台北选手的那场比赛也就不算什么意外了。

回到与泰国队的这场2021苏杯小组赛，凡是有女将参赛的国羽都赢了，陈雨菲、陈清晨/贾一凡、王懿律/黄东萍这几位奥运会冠、亚军选手正常发挥，都是直落两局击败对手，也幸亏有这三个单项托底，保证了国羽能够取胜。而男子两个项目，看得人心惊胆战，无比揪心。石宇奇被认为是谌龙逐步淡出后国羽男单的接班人，但自从他2019年在印尼公开赛中受伤后，竞技水平和状态始终无法回到最佳，目前的能力仅是可以确保他在全运会夺冠。

中泰之战，石宇奇0比2负于泰国的维迪萨恩，说明了石宇奇在国际羽坛的高手对决中无法占据上风，仅仅算是一流球手中的一员，不具有当年林丹的统治力，让人放心不下。再说男双，“双塔”组合在东京奥运会决赛失利，刘雨辰还要做一个髋关节的手术，两人此次未能随队出征，而且今后两人还能否再继续搭档现在都不好说，国羽此次派出了何济霆/谭强出战苏杯。这个项目本来就是国羽在国际大赛中最弱的一项，未能晋级奥运会的两人大赛经验也差了一些，1比2不敌泰国的乔姆考/凯德伦，这并不算是大的意外。

3比2，男子项目丢掉两盘比赛，而且泰国队只能算是国际羽坛一流队伍，不能算是顶尖球队，这样的结果肯定不会令人满意。在后面的比赛里，这两项肯定还是中国队的软肋。这样看来，国羽要想杀入决赛乃至夺冠，首先要确保在其余三个项目出战时保持必胜态势，否则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当然分析来分析去，国羽在综合实力上还是位居所有参赛球队中第一的，甭管对手是日本、印尼还是丹麦。可老是这么提心吊胆的看下去，还真是让球迷心里不是滋味儿。真希望中国羽毛球的男子项目，单打赶紧多出几个林丹、赵剑华、杨阳，男双能涌现出李永波/田秉毅、蔡赟/傅海峰级别的选手，补齐短板。

编辑/周学帅

名人故事

达尔文

历史选择了达尔文做为生物科学的创始人，似乎纯属偶然。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富裕的医生家庭的查尔斯·达尔文，在青少年时代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而不象是肩负历史使命的天才。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说：“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固然，这时候他很热衷于收集矿石和昆虫标本，但这是在男孩子当中很普遍的一种爱好，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认为他未来的科学研究乃是儿时兴趣的延续。1825年秋，老达尔文准备让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把他送进了爱丁堡医学院。可惜，小达尔文对医学毫无兴趣，更要命的是，他天性脆弱，不敢面对手术台上的淋漓鲜血。两年之后，只好从医学院退学了。医生是当不成了，当牧师也是个体面的职业，达尔文听从父命，进了剑桥学神学。虽然他对神学也没有什么兴趣，花在打猎和收集甲虫标本上的时间恐怕比花在学业上的要多得多，却也终于在1831年毕业，准备当个乡间牧师了此残生。

达尔文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认为他的所有这些所谓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浪费。他觉得正式的课程枯燥无味，也没能从课堂上学到什么。但是在这些年，他在课余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科学训练。他在博物学上的天赋也得到了这些博物学家的赏识。1831年，当植物学家亨斯楼(J. S. Henslow)被要求推荐一名年轻的博物学家参加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时，他推荐了忘年交达尔文。达尔文的父亲竭力反对儿子参加航行，认为这会推迟儿子在神学职业上的发展。在达尔文的一再恳求下，老达尔文终于作出让步，表示他若能找到一个可敬的人支持他去，他就可以去。达尔文找到了舅舅、他未来的丈人来说服父亲，并侥幸通过了以苛刻著称的费兹洛伊(R. Fitzroy)船长的面试，于1831年底随贝格尔号扬帆起航，途经大西洋、南美洲和太平洋，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一路上达尔文做了大量的观察笔记，集了无数的标本运回英国，为他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五年之后，贝格尔号绕地球一圈回到了英国。

当达尔文踏上贝格尔号的时候，他是个言必称《圣经》的神学毕业生、正统的基督教徒，他的虔诚常常被海员们取笑。但是当他返回英格兰时，在他看来《旧约》不过是一部“很显然是虚的世界史”，其可靠性并不比印度教的圣书高。他完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并逐渐成为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怀疑论者或理性主义者，而其出发点，就是对“一切生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信条的怀疑。

在环球航行时，有三组事实使得达尔文无法接受神创论的说教：第一，生物种类的连续性。他在南美洲挖到了一些已灭绝的犰狳的化石，与当地仍存活的犰狳的骨架几乎一样，但是要大得多。在他看来，这可以认为现今的犰狳就是由这种已灭绝的大犰狳进化来的。第二，地方特有物种的存在。当他穿越南美大草原时，他注意到某种鸵鸟逐渐被另一种不同的、然而很相似的鸵鸟所取代。每个地区有着既不同又相似的特有物种，与其说这是上帝分别创造的结果，不如说是相同的祖先在处于地理隔绝状态分别进化的结果。第三，是来自海洋岛屿的证据。他比较了非洲佛得角群岛和南美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生物类群。这两个群岛的地理环境相似，如果生物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下应该创造出相似的生物类群才是合理的，但是这两个群岛的生物类群却差别很大。事实上，佛得角群岛的生物类群更接近它附近的非洲大陆，显然，应该认为岛上的生物来自非洲大陆并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进化过程在加拉帕格斯群岛上更加明显。达尔文发现，组成这个群岛的各个小岛虽然环境相似，却各有自己独特的海龟、蜥蜴和雀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上帝故意在一个小岛上创造这些独特的物种，更合理地，应该认为这些特有物种都是同一祖先在地理隔绝条件下进化形成的。

1837年，在贝格尔号之行结束一年后，达尔文开始秘密地研究进化论。他的第一堆笔记，是家养和自然环境下动植物的变异。他研究了所有可能到手的资料：个人观察和实验、别人的论文、与国内外生物学家的通讯、与园丁和饲养员的对话等等，很快得出结论，家养动植物的变异是人工精心选择造成的。但是自然环境下的变异又是怎么来的呢？他仍然不清楚。一年之后，他在休闲时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因此必然导致贫困和对生活资料的争夺。达尔文突然意识到，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可以应用于生物界。所有的生物的繁殖速度都是以指数增长的，后代数目相当惊人，但是一个生物群的数目却相对稳定，这说明生物的后代只有少数能够存活，必然存在着争夺的生存竞争。达尔文进一步推导：任何物种的个体都各不相同，都存在着变异，这些变异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会影响生存能力，导致个体的生存能力有强有弱。在生存竞争中，生存能力强的个体能产生较多的后代，种族得以繁衍，其遗传性状在数量上逐渐取得了优势，而生存能力弱的个体则逐渐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其结果，是使生物物种因适应环境而逐渐发生了变化。达尔文把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

因此，在达尔文看来，长颈鹿的由来，并不是用进废退的结果，而是因为长颈鹿的祖先当中本来就有长脖子的变异，在环境发生变化、食物稀少时，脖子长的因为能够吃到树高处的叶子而有了生存优势，一代又一代选择的结果，使得长脖子的性状在群体中扩散开来，进而产生了长颈鹿这个新的物种。

虽然达尔文在读了《人口论》之后就有了灵感，马上就有了自然选择的想法，但是要过了四年，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之后，他才开始把这个理论记录下来，并把手稿送给一些朋友征求意见。他太清楚一旦自己的理论发表将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震撼了，而做为一个天性平和的人，这是他想要尽力避免的，因此他留下了一份遗嘱，他有关进化论的手稿只能在他死后发表。

但是在1858年夏天，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的信，迫使他不得不在生前发表自然选择理论。华莱士是一个年轻的生物地理学家，当时正在马来群岛考察。跟达尔文一样，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的地理分布特点也促使他思考生物进化的问题。那一年的二月，他生了一场间歇热，在病中突然想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也因此独立地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他出身贫寒，又极其反对基督教，没有达尔文做为上层社会人士的种种顾虑，因此以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用三个晚上就写成了一篇论证自然选择的论文，寄给达尔文征求意见。他并不知道达尔文此时已研究了二十年的进化论，之所以会找上达尔文，完全是由于达尔文在生物地理学学界的崇高地位；而这个地位，在达尔文完成贝格尔号之航后就确立了。

当达尔文读了华莱士的论文，见到他自己的理论出现在别人的笔下时，其震惊和沮丧可想而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压下自己的成果，而让华莱士独享殊荣。但是他的朋友、地理学家赖尔和植物学家虎克都早就读过他有关自然选择的手稿，在他们的建议下，达尔文把自己的手稿压缩成一篇论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在1859年林耐学会的学报上。这两篇论文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也是在赖尔和虎克的催促下，达尔文在同一年发表了《物种起源》（篇幅只是他准备多年的手稿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才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征服了科学界。

由于《物种起源》的成功，也可能是被达尔文的人格和智慧所折服，虽然华莱士与达尔文同享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殊荣，他却总是把荣耀归功于达尔文一人，并把自然选择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这个称呼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