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vs土耳其揭幕战-意大利vs马其顿战果

罗马尼亚人与摩尔多瓦人是否是同一民族？马其顿人又是什么民族？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的东南部，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自14世纪以来，这一地区一直处于土耳其殖民统治和奴役之下。因而巴尔干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摆脱土耳其的奴役，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加上20世纪初，随着土耳其帝国的日益衰落，尚未被瓜分的土耳其及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重要目标。所以这里一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既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有巴尔干各族人民与帝国主义矛盾，还有巴尔干人民同土耳其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以及巴尔干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特别是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巴尔干半岛地区经常发生纠纷、冲突和战争。

1912年3月至8月间，已经独立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4国先后结成反土同盟，即巴尔干同盟。随后帝国主义各国出于自己的侵略目的，都插了进来。俄、英、法站在巴尔干同盟一边，德、奥则支持土耳其。这样巴尔干的局势更加复杂化。10月，同盟各国相继对上宣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战争结束，土耳其战败求和。同年12月巴尔干同盟四国与土耳其在伦敦举行谈判，由于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插手，使交战双方的谈判断断续续地拖了好几个月，直到1913年5月30日，才签订了《伦敦和约》：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除保留伊斯坦布尔及附近的一小块地区外，其余部分分割给巴尔干同盟各国；承认阿尔巴尼亚独立。对于巴尔干各国来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是一次正义的民族。

欧洲的首脑们企图压下巴尔干危机

然而，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由于各帝国主义的挑拨，在分配战果时巴尔干同盟内部产生于严重分歧。塞尔维亚和希腊对保加利亚获得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非常不满，于是塞尔维亚和希腊于1913年6月1日签订了反保加利亚同盟条约，随后罗马尼亚也加入其中。俄国想利用这个同盟对抗德、奥，便对其表示支持。奥匈帝国为了对付俄国，便支持保加利亚。1913年6月29日，保加利亚在奥匈怂恿下，先发制人挑起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第二次巴尔于战争是一次非正义的争夺领土的王朝战争。结果，保加利亚被塞、希、罗、门、土五国联军打败。8月10日，双方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约，保加利亚不仅丧失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从土耳其得到的大部分土地，而且还丧失了一部分原有土地。

两次巴尔干战争中，交战双方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巴尔于战争实际上反映了两大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矛盾斗争。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保加利亚为了伺机“复仇”积极投靠德、奥集团；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则加强了同协约国的联系。这样，两大侵略集团对巴尔干的争夺和巴尔干各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剧烈和复杂，终于成为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和欧洲的火药库。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由此而起。

历史上有哪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有：

1.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六百年的商王朝，确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为西周时期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牧野之战中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2.巨鹿之战

巨鹿之战，是秦末大起义中，项羽率领数万楚军(后期各诸侯义军也参战)，同秦名将章邯、王离所率四十万秦军主力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进行的一场重大决战性战役，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

项羽破釜沉舟，以大无畏精神在各诸侯军畏缩不进时率先猛攻秦军，带动诸侯义军一起最终全歼王离军，并于数月后迫使另二十万章邯秦军投降。

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所取得的一场巨大胜利。它基本上摧毁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经此一战，秦朝已名存实亡。

而项羽破釜沉舟，在各诸侯军龟缩于壁垒中时带头以楚军猛攻秦军，带动诸侯联军歼灭秦将主力，如此的战果令无数后世人对其充满了好奇与景仰。

3.昆阳之战

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新汉两军在中原地区进行的一场战略决战，这场大战的主战场在昆阳一线(今河南省叶县)，故称为昆阳之战。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它决定了新汉两军的命运和未来中原王朝数百年的国运，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深远影响的战略决战。

4.赤壁之战

这场战役应该是最广为人知的战役了。东汉末年，孙权、刘备联军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之一，也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最为著名的一场。

5.长勺之战

长勺(sháo)之战发生于春秋时期周庄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年，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齐鲁两个诸侯国交战于长勺，最后以齐国的失败、鲁国的胜利而告终。公元前684年，齐桓公派兵攻鲁，当时齐强鲁弱，两军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部)相遇。

鲁军按兵不动，齐军三次击鼓发动进攻，均未奏效，士气低落。之后鲁军一鼓作气，打败齐军。后乘胜追击，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长勺之战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却正确地反映了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基本规律和原则，一直为历代兵家所称道。

历史上战神的名字有哪些？

吕尚、白起、霍去病、李靖、徐达等。

1、吕尚

吕尚（约前1156年—约前1017年），亦作姜尚，中国著名历史人物，商末周初人。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或单呼牙，别号飞熊，因其先祖辅佐大禹平水土有功被封于吕，故以吕为氏，也称吕尚。

相传姜子牙72岁时在渭水之滨的磻溪垂钓，遇到了求贤若渴的周文王，被封为“太师”（武官名），称“太公望”，俗称太公，被周武王尊为“师尚父”。

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纣的首席智囊、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

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法、兵、纵横等诸子百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2、白起

白起（？—公元前257年），芈姓，白氏，名起，郿邑（今陕西眉县常兴镇白家村）人。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兵家”代表人物。楚平王之孙白公胜后代。

熟知兵法，善于用兵，交好秦宣太后和穰侯魏冉的关系很好。辅佐秦昭王，屡立战功。伊阕之战，大破魏韩联军；伐楚之战，攻陷楚都郢城。

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担任秦军主将30多年，攻城70余座，为秦国统一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封为武安君。功高震主，得罪应侯，接连贬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赐死于杜邮。

作为中国历史上继孙武、吴起之后又一个杰出的军事家、统帅，白起与廉颇、李牧、王翦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名列武庙十哲。

3、霍去病

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汉族，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西汉时期名将、军事家，名将卫青外甥，大司马霍光兄长。

善于骑射，勇猛果断。十七岁，拜骠姚校尉，追随大将军卫青，率领八百骁骑深入大漠，大破匈奴骑兵，拜骠骑将军，封为冠军侯。

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善于长途奔袭、快速突袭和大迂回、大穿插作战。两次参加河西之战中，大破匈奴，俘获匈奴祭天金人，直取祁连山。漠北之战后，封狼居胥，大捷而归，拜大司马，与大将军卫青同掌军政。

元狩六年，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四岁，被葬于茂陵。汉武帝很悲伤，调遣边境五郡的铁甲军，从长安到茂陵排列成阵，给霍去病修的坟墓外形像祁连山的样子，把勇武与扩地两个原则加以合并，追谥为景桓侯。

4、李靖

李靖（571年－649年7月2日），字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朝杰出的军事家，隋朝凉州刺史韩擒虎外甥。

李靖仪表魁伟，善于用兵，长于谋略。初仕隋朝，拜马邑郡丞。晋阳起兵后，效力唐朝，从平王世充和窦建德，南平萧铣和辅公祏，北灭厥，西破吐谷浑，为唐王朝的建立及发展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历任检校中书令、兵部尚书，拜尚书右仆射，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靖病逝，终年七十九。册赠司徒、并州都督，谥号“景武”，陪葬昭陵。唐玄宗时配享武成王庙，位列十哲。

李靖的治军作战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理论。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多部兵书，今多已失传。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时期列入《武经七书》，为古代兵学的代表著作。

5、徐达

徐达 （1332年—1385年），字天德，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市）人，明朝开国军事统帅，淮西二十四将之一。

徐达出身农家，元朝末年，徐达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大败陈友谅。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以为左相国。

二十七年（1367年），率军消灭张士诚地方割据势力。同年，任征虏大将军，与副将常遇春一同挥师北伐，推翻元朝的统治。

洪武元年（1368年），攻入大都，灭亡元朝。以后，连年出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官至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兼太子少傅，封魏国公。为人谨慎，善于治军，戎马一生，为明朝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去世，追封中山王，谥号武宁，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又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位列开国“六王”之首。

百度百科——战神

古罗马重装步兵是怎么样的军队

西方古典重型步兵是伴随着青铜时代文明发展的历程产生的，最早出现的是古希腊重装步兵。

古希腊重装步兵是古希腊文明时期各城邦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受到重视的部分。从当时留下的很多雕塑，绘画中，都可以一睹希腊重装步兵的风采。希腊人在塑造他们的神邸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现实中威武和力量的象征。比如人们熟知的雅典娜，一手持盾一手执矛；还有戴着高冠，手持盾牌的阿瑞斯，都具有典型的重装步兵的特征。

在我们的脑海里，要勾勒出一幅重装步兵的形象是很容易的，他戴着有护面和夸张头饰的高冠，手持三尺直径的巨大圆盾，另一手拿着长矛，胸、腹被厚重的甲胄包裹，腰部以下是散开的金属或皮制战裙，腿上还有明光闪闪的护胫。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伟大史诗中， “胫甲坚固”这句反复出现的修饰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防具由青铜和木头制成，当重装步兵排列成行的时候，在他的对手面前出现的就是一堵青铜和木头构成的城墙。与当时昂贵的铁器相比，青铜护甲重量更轻，其厚度足以防止对方的武器对头、胸、腹等重要部位造成致命的打击。重装步兵武器包括一支2到3米长的矛，还有一把短剑（这把短剑在战场上实用的时候很少），这两样武器都是铁制的。同样是荷马史诗经常提到的“价格昂贵的灰铁”往往给人以古希腊武器全由青铜制成，而冶铁技术尚未普及的错误印象。实际上，在荷马史诗描述的故事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来自北方的多里斯人闯入了希腊半岛，洗劫了墨尼劳斯和海伦的宫殿，毁灭了阿开亚人的文明。这些征服者所依仗的正是铁制的武器。而我们熟知的古希腊文明，则还要在这之后几个世纪。特洛伊的英雄们在古希腊的历史中就已属于传说的时代。

在绘画和雕塑中，艺术家往往脱去士兵们沉重的胸甲，露出他们壮实的肌肉以显示其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重装步兵的全套装备甚至重达四十千克，因此必须具备相当精良的体格，才能在战场上行动。而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和社会条件下，要具备精良的体格所必须的充足营养，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满足，这就牵涉到了重装步兵的产生和组成。

希腊重装步兵的产生是与希腊城邦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形式分不开的，这是一种特有的产物。希腊重装步兵的产生基础是大量的自耕农，也就是具有土地和一定经济实力的平民阶层。希腊的公民在最初的所指也就是这种有地的平民，而不包括无地者和都市游民，当然更不包括奴隶。对于这些自耕农来说，对土地的护卫是其根本的目标，在争斗中，他们用他们经济所能允许的最好装备来武装和防卫自己。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一个单独的重装步兵实际上非常脆弱，他背负沉重的装备在田野或者山地缓慢移动，一个轻装的对手很容易对他进行袭击，玩各种打了就跑的把戏，或者把他绊倒之后再收拾掉。在这种情况下，装备上的优势完全无从体现。因此，重武装的一方更依赖于群体合作，只要聚集成群，装备就给了他们最好的防卫，并能得到同伴的支援，唯一需要防止的就是阵型的瓦解和分裂。在此基础上形成方阵的战术也就容易得到理解了。

典型的希腊重装步兵方阵一般纵深为八列，如果人数多，阵型就会拉得相当宽，有时候绵延几英里。作战的时候，每排的重装步兵肩并肩排成密集的阵线，右手持矛，左手持盾。每名士兵左手的盾牌，不但保护自己的左侧，还要为同伴的右侧身体负责。盾牌在古希腊重装步兵中，被赋予了一种感情纽带的作用，这对于培养团队精神无疑是有利的。对于这堵青铜和木头组成的墙壁，散兵，投石手或者原始的骑兵是难以攻破的，他们的武器很难击倒方阵中的战士，而方阵前三排士兵挥出的长矛却可以在他们防护菰劣的身体上造成致命的伤口。公元前49*年，波斯人在马拉松平原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活动墙壁，波斯仓促拼凑的轻步兵和骑兵在雅典重步兵的盾牌和长矛上撞得头破血流，阵亡比率竟达到了骇人的64**：192！在希腊重装步兵的方阵战术中，团结和纪律是第一位的，战术被降低到了几乎可以消除的地步。至于战略，根本没有考虑。事实上，马拉松战役中波斯人的战略无疑高出雅典人一筹，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雅典人的成功有其运气成分——当时波斯人正在登船，处于欲罢不能的混乱状态中。

前面已经说过，为了获得高于对手的防护，重装步兵的装备重量是惊人的。因此重装步兵的机动能力很差，他们没有速度，不能很快地进攻。虽然借助军中仆役的帮助，能够在较远的战场上作战，但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体系支撑。由于方阵本身的庞大和严密，军官的作用不是策划战术、诡计，而是如同原始的部落战争中一样带头冲锋厮杀，以自己的勇敢鼓励部队向前。在古希腊的城邦中，在波斯入侵前很少有为了掠夺土地而进行的长期战争。而局部的边界战争，基本上从双方列阵开始，半天之内结束。山地和丘陵是交战双方都不愿意选择的，因为破碎的地形会使方阵脱节，变形，最后被割裂成无数团，使得方阵最根本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因此双方会在一处事先选定的平原展开交战。散兵，弓箭手，骑兵完全无足重轻，如果他们意外劫掠了方阵后的辎重或者对方阵中的战士施加了远距离打击，则用一种道德的眼光加以蔑视。这种情形，与中国古代的车战有类似之处。

前文中已经指出，古希腊重装步兵的装甲能够有效抗击当时的武器，因此当两支重装步兵方阵对撞的时候，战争就变成了一种蛮力碰撞，嘶吼喧嚣，气喘吁吁的低效杀戮。受致命伤的部位往往是颈、臂、腹股沟、大腿这些裸露的部分。另一个致死率非常高的原因是挤压和踩踏，如果有人因为受伤或者被推撞，甚至新兵因为恐慌而跌倒的话，立刻就会有敌人或者伙伴的无数只脚从他身上或者头上踩过去，严重骨折或是死亡难以避免。所以方阵兵的要求是永远抓住盾牌，除了盾牌是团体的保障起着凝聚力的象征作用外，在倒地的时候它还可以尽量遮蔽这个不幸的家伙，分担踩到的压力。要在这种金属碰撞的嘈杂环境中有效指挥长条状的步兵群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方阵战士自觉维持方阵的紧密。如果步兵不具备这种素质的话就会带来灾难——在马其顿和雅典的战争中，雅典重装步兵就自我崩溃了。

两队希腊重装步兵的厮杀可以用甲鱼的打斗作比喻，即虽然双方气势汹汹，但都难以给对方带来重大损害。当胜负分明、尘土散尽的时候，双方的伤亡率大概在1* %左右，失败一方可能会增加到15%。为了防止对手追击，失败方往往尽可能保持正面向敌的方阵形式退却。即使方阵溃散，进攻方也难以进一步扩张其战果，因为他们往往不具备比逃走者更快的速度。失败一方的主力未受损害，短时间内即可卷土重来。这种战争，既无法大量杀戮对方有生力量，也不能占领敌方土地，动摇对方国本，哪怕是大量掳掠对方财产都无法做到，反而要消耗大量物资，纯属愚昧战争。古希腊各城邦对此却乐而不疲，甚至形成默契，生怕其他兵种的参与会破坏重装步兵方阵的传统，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现在我们已经看出古希腊重装步兵的缺点，那就是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的进攻能力，特别是机动能力非常糟糕。如果一个聪明的敌人选择避免交战的办法的时候，古希腊重装步兵的价值几乎就为零。如果这个敌人存心绕开重装步兵，而分散开去劫掠城市，焚烧田园，打击后勤，就像是后来在意大利转战的汉尼拔那样，重装步兵可以说是一筹莫展。如果敌手的机动性足够强，他还可以故意引诱方阵全副披挂作长距离步行，走到精疲力尽。在对阵中，古希腊重装步兵方阵纵深不够，防御虽有力但进攻无后劲，同时方阵必须控制前进的速度，防止在快速的进攻中队形发散。如果出现不幸状况，对手将战场预设在崎岖地带时，方阵就更容易被肢解，最后变成无数孤单可怜、任人宰割的青铜罐头。对于远距离投来的飞箭或石块，方阵兵只能干挨打。如果一支弓箭或投石部队，有良好的组织，能够始终保持弹性，不陷入与重装步兵的肉搏战，即使是古希腊时代原始的投掷或弹射武器，也能给方阵带来沉重的打击。骑兵可以迂回方阵侧翼和背后，原始骑兵的缺点是没有马镫，不能像后来一样人马合一，无法进行剧烈的机动。如果企图靠马匹的冲力强行冲撞方阵正面的话，很容易人仰马翻，变成被长矛林高高挑起的旗帜。但是一旦迂回成功，他们就可以对重装步兵的背后大施*威。要让长条形的方阵始终保持面向一个或几个快速的进攻者而不出现阵型分裂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战场要求方阵中的所有重装步兵来次同时左转重组也是奢侈的要求。在与蛮族骑兵的交手中，希腊引以为豪的重装步兵就吃过这种苦头。

改变这一切的时机来自于波斯的入侵。波斯人的机动，迂回，诡计，兵种配合以及杀戮、劫掠都给希腊人上了一堂全新的战争观念课。同时波斯人在交战中也发现希腊方阵的弱点，并巧妙利用自己联合兵种机动性强的优势与其对抗。波斯皇帝薛西斯侵略希腊的行动失败后，其大将马多尼乌斯带领留在希腊的部分部队，仍与希腊人反复较量了一年多。公元前479年8月，斯巴达国王普萨尼亚斯率领的希腊联军与波斯军在普拉提亚展开交战。这一战中，双方优劣都充分暴露。战役开始时，波斯人首先用骑兵轻率地冲击希腊方阵，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尔后，马多尼乌斯改变战术，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袭扰希腊军后方，在正面交战中则保持弹性，不与希腊方阵正面交手，而是利用弓箭和投石手反复进行远程杀伤。普萨尼亚斯无法给波斯人造成打击，自身又不断遭到削弱，在后勤被波斯骑兵切断的情况下只好连夜撤退。第二天早上，马多尼乌斯发现希腊人已退走，立刻率军追赶。而此时的希腊军正陷入了重装步兵方阵的固有缺点之中。为了防止波斯人追击的时候受到损失，普萨尼亚斯将部队列成正面向敌的大方阵，然后依次撤离。但在夜暗和不良地形的双重作用下，撤退发生了混乱，阵型被扯开了。但马多尼乌斯仍不愿让他的轻装部队去与聚集成团的希腊人硬拼，而是指挥远程部队保持距离杀伤撤退中的希腊人。就在希腊人损失惨重，眼看支撑不住的时候，命运女神转而向希腊人微笑了。马多尼乌斯为了聚集力量给希腊人最后一击，将主力步兵在弓箭手和骑兵背后列阵。普萨尼亚斯立刻抓住这一生死攸关的机会，将重装步兵重新集结为方阵向波斯军发起冲锋。波斯军队向后退却机动的空间被自己的军队堵死，被迫与希腊人正面交锋。虽然波斯人作战勇敢，然而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仍不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重装步兵的对手。但波斯人数量占优势，双方一时僵持不下。就在此时，波斯统帅马多尼乌斯本人战死，胜负的天平迅速向希腊人一方滑落。由多民族构成的波斯军队本来就缺乏凝聚力，主帅死后立刻土崩瓦解。这次战役后，希腊人终于将波斯人赶出了自己的土地。

虽然希腊取得了希波战争最后的胜利，但由于战争形式的多样化与战争重心的改变，带给他们决定性胜利的不是深受自豪、自备武器的农民重装兵，而是政府出资建立的海军。而在海战中立下大功的水兵和桨手，正是无地贫民和城市游民组成的。同时为了应付波丝路军的威胁，大量无地贫民，游民组成了散兵，轻步兵，投石手，弓手。在广阔战线上和波斯军队较量的战功使他们理所当然挑战重装步兵一统天下的传统。而随着军事地位的提高，贫民们的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公民范围相应扩大。对波斯的胜利激发了希腊人的扩张欲望，而被土地束缚的自耕农组成的重装步兵的局限也就越来越明显。当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完的时候，古希腊重装步兵也就到了退场的时候。公元前388年，底比斯和雅典的重装步兵方阵惨败于马其顿军队手下，奏响了古希腊重装步兵的挽歌。

在对希腊重步兵方阵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看出，希腊的重步兵方阵实质上是一种原始战争的产物。虽然在适宜的地点，它能够粉碎来自中亚和欧洲的“乌合之众”的蜂拥而上。但是它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统帅来说，这种笨重蹒跚的军队可就太不足了。

马其顿实际上是希腊边缘的一个小城邦，它的经济和文化始终无法让它进入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圈子。在典型的古希腊文明看来，这个小小的城邦无足挂齿，无非是希腊化与蛮族的混合体而已。但是希腊人远远低估了这个小城邦的野心和它的学习能力。就在自大的希腊人沾沾自喜目空一切的时候，连续两代伟大的人物出现了：雄心勃勃的腓力和他一样志向高远的儿子亚历山大。腓力作为王子的时候在当时最好战的希腊城邦提佛当了三年人质，在此期间他细致观察了希腊的军队。回国后，腓力对他的军事体系进行了大胆而有成效的改革，创建了一支机动性更强且更具攻击力的军队。在他死后，凭借这套军事体系，亚历山大将进行前无古人的旷世远征！

马其顿的军队中，马其顿步兵方阵是最受到后人瞩目的部分。马其顿方阵几乎是一个完全用于攻击目的的方阵。腓力的改革首先表现在武器上，马其顿方阵兵的长矛长达5米。这种长度可不是单手能够轻易掌握的，因此马其顿方阵兵的盾缩小了，直径只有2尺。在战斗中，马其顿方阵兵的盾牌挂在脖子上，以便用双手操作长矛。盾牌现在只是用于防御自身，而不必像过去一样用来防御同伴。同样，这个士兵也无法得到来自同伴的防护。士兵的注意力集中在面前，以密集的长矛突刺获取更好的防御。典型的古希腊方阵纵深为8列，如果对一个坚强的对手发起进攻，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马其顿方阵大大增厚，甚至深达16列以上，保证前进中的方阵有足够的人数能够前仆后继。为了让方阵能够尽快到达需要的地点，同时保证进攻速度和士兵的灵活性，马其顿方阵兵废除了笨重的青铜凯甲而以皮甲代替。

当方阵开始进攻的时候，前五排士兵的长矛一律放平，长矛的长度足以保证这五排长矛在敌人的武器有效范围外杀伤正前方的敌人。如箭猪一般向前方伸出的密集长矛，在杀伤敌人的同时逼迫对手后退，造成的心理效果甚至大于其实际杀伤效果。走在中间的人也并不是闲得没事，他们要用盾牌挡开飞来的石头和羽箭，还要妥善利用他们的矛柄。马其顿方阵用的长矛尾端同样装配着锋利的金属矛头，当前排战兵无情前进的时候，无数被刺倒的人倒在方阵兵的脚下，五排以后的士兵将用矛尾向下的狠戳消除他们任何重新站起的可能——对马其顿方阵来说，阵内出现的敌人实在太可怕了。当第一排战士基本倒下的时候，新的一排长矛又将放平。如果有敌人绕到了方阵的背后，现在走在最后的人们有工作了，他们将用长矛的尾端排成方阵后的枪林。不管出现了什么情况，方阵中的战士都必须前进以保证进攻和突破的持续，后排的战士用肩膀抵住前排的战士，使他在敌方的攻击下不但不能减速，反而必须加速，一排排战士最终都被自觉不自觉地带入这种向前的惯性的时候，方阵本身就获得了作为整体的动量。到了这个时候，敌人必将在飞速运动的方阵面前粉碎。当这样一支方阵前进的时候，如林的长矛，希腊式的高冠和装饰，形成的效果是很惊人的。在一个反映亚历山大与大流士伊苏斯会战的古希腊镶嵌细工画上，除了倒伏的马匹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些林立的长矛了。

方阵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体构成的粉碎机。但如何让对手在粉碎机所需要的时间，出现在粉碎机能够架设的地点，并且自愿跳入这个粉碎机中，就需要其他力量了。因为马其顿方阵虽然通过减重获得了比以前的重步兵好得多的机动性，但要让他们纵横疾驰，迂回合围还是太勉为其难了。这就需要简要说明一下腓力改革后的整个马其顿军队的状况。

马其顿方阵兵毋庸置疑，是军队的主力。但他的组成成分与传统的希腊军队相比更为复杂，马其顿兵的整套装备的价值远低于重装兵，这就为建立更大的军队带来了可能。因此马其顿方阵兵对经济条件的要求远低于希腊重步兵，可以吸引不同阶层的人参加，同样他们对土地的依附和留恋也就小得多了。除了方阵兵以外，马其顿军队还有另一种步兵，即持盾兵。这种步兵的装备比方阵兵更为简易、轻巧，装备较短的矛和更大的盾。可以把它理解成将过去希腊各国存在的散兵、弓手组织化了。将这类杂兵组织化后，他们就从过去城邦战争中无足轻重的骚扰者变成了一支有力的战斗力量，同时有组织的军队代表着地位的提高，由此产生的认同感和团队精神完全能使马其顿轻步兵的战斗力数倍于同等数量的散兵。这种军队基干构架，使大量的贫民，冒险者，商人甚至有劣迹者可以加入军队，维系他们的是对国家的责任和认同，而不是仅仅对个人土地的依赖和保有。这就保证军队能够远离国境进行远征，仅仅是对战利品的渴望和对征服土地的希冀就能够保证这些一无所有的士兵跟着亚历山大从欧洲走到印度。由于马其顿的位置关系，它长期为古希腊文明世界抵挡着北方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压力，因此马其顿人对机动作战和骑兵战术都非常熟悉。马其顿军队建立了希腊世界最好的骑兵，一种是作为主力的轻骑兵，另一种则是贵族组成的重骑兵，即伙伴骑兵。对军队的后勤，马其顿也加以了重视。马其顿方阵兵的大部分给养由自己背负，每十个人才能拥有一名军中仆役，军队中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相应减轻后勤压力。在精简军队后勤部门的同时，马其顿要求地方行政更多对军方进行后勤支持，军队所到之地及附近的行政长官被提前要求供应军队粮秣。

马其顿的军队已经是一支合成军队，他的兵种和采用武器的多样化对比希腊城邦的军队都是一次革命。现在腓力和亚历山大不是向一个单一的步兵方阵下命令，而是布置着多个兵种在战场上运动。如果其中一个笨拙的部分如方阵陷入指挥不灵而进入半自发运动的状态，国王仍能通过对军队其他部分进行有效的调控以配合方阵运动，从而保证战局向有利方向发展（应该注意的是，除方阵兵外，其余兵种都不需要如此高的兵力密度，因此他们也就能分成更小单位部署，在作战中的灵活性相应增加）。但另一方面，这些兵力单位的军官，基本上仍然扮演着带头冲阵的勇士角色。

当马其顿军队和敌军展开会战的时候，最先运动的是骑兵部队。轻型步兵则用来填补骑兵离开后和方阵步兵之间的间隙，运动缓慢的方阵兵落在最后面。对加厚了的马其顿方阵来说，它比希腊方阵更需要一块平旷的地形，以完成加速、冲击的过程，现在它一般并不是直奔敌军主力，而是径直奔向选择好了的合适战场。在方阵兵向预定战场的运动过程中，骑兵部队已经占据了合适的位置。通过对敌军的迂回，骑兵巧妙引诱着敌人改变部署。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轻骑兵将向敌手展开不顾生死的亡命突击。这种突击并非是要直接形成主力会战，而是通过这种行为激发己方士气，并在反复进攻中压倒对手，使他被迫向马其顿人希望的方向运动。在亚历山大与大流士高加米拉会战中，波斯骑兵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马其顿骑兵之上，但是亚历山大毫不手软地命令轻骑兵轮番冲击。当二十多个马其顿轻骑兵中队覆灭之后，波斯军队终于被马其顿骑兵的气势压垮，不得不向着亚历山大希望的方向移动。当敌手在马其顿骑兵和轻步兵的压力下被迫移动自己的阵列的时候，最终他们将发现自己恰好出现在方阵的面前。当方阵启动的时候，没有一支当时的军队能够抗衡它的突击，此时其他兵种仍将对敌军保持压力，以逼使敌手被迫迎战越来越快的方阵长矛。最激烈的战斗往往在此时展开，重骑兵也将加入战团。等到方阵冲过战场后，统一的敌军变成了无数溃散的单兵，马其顿骑兵将展开战场追击，屠杀试图逃离战场的徒步者，以进一步扩大战果。无论是希腊单一的重步兵，还是波斯训练不足的混合军队，都无法对抗马其顿人的多兵种联合打击。作为军队的中心，方阵仍然具有运转不灵，速度缓慢的缺点（这个缺点比希腊方阵更为严重，且比希腊方阵缺少防护）。但擅长机动作战的亚历山大能够指挥联合兵种特别是骑兵有效保护它的侧翼，掩盖掉了这个缺点。至于攻城战，希腊人的物理知识产生了很多巧妙的工程机械，不在话下。

很容易看出，马其顿军队的真正优势是多兵种的编组和战场配合。方阵兵实质上是在合成的条件下产生的高度特化的攻击性兵种。马其顿方阵最后的衰落几乎可以说是上述观点的注脚，作了绝妙的反证。

当亚历山大死去的时候，他的帝国分裂了。将领们继承了征服的土地，也继承了他的方阵，但是抛弃了他的精髓。亚历山大以后的时代，马其顿方阵兵的长矛更增长到了7米。这么长的矛虽然能在更远的距离上刺击对手，但运用起来也更加不灵活。当方阵面对一个游动的对手的时候，拿着这么长的矛的士兵转向比古希腊重步兵更加困难。如果方阵的侧面遭到攻击，想让士兵统一转向一侧基本上是无法办到的。很显然，这种方阵需要更强大的骑兵和其他兵种配合作战，但不幸的是如同很多现在的研究者一样，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忘记了亚历山大的胜利来自于凌厉的方阵和雷霆万钧的骑兵的组合，他们的骑兵力量都非常可怜。另一方面，方阵的战斗力很大程度取决于团队精神，在亚历山大远征的时候，马其顿士兵靠着国家信念紧密团结。而他死后，远离故国的遥远土地上新组建的方阵可不见得有这种认同。

很快罗马人就会给马其顿人上课了

公元前28*年，意大利南部的赫拉克里亚。①

当皮洛士大王（此人是亚历山大的远房亲戚，能征善战，在当时被认为最有希望继承亚历山大的事业）率领着他的方阵迎向罗马军团的时候，罗马人感觉了空前的震撼。无数头盔上白色的羽毛随着士兵的前进摇曳，两万指向天空的长矛显示了逼人的杀气。皮洛士根据广阔的平原地形布置了一字长蛇阵。方阵深8列，人与人间隔两米，可让骑兵从后通过。接敌的时候，步兵迅速靠拢，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人墙。此时骑兵从侧后迂回压迫敌军，步兵长蛇阵则对敌人形成包围。皮洛士还带了18头战象，这种秘密武器客观上挽救了他的军队。

对面的罗马军是两个军团，大约两万人。主要是步兵，有少量骑兵在两侧配合。虽然当时罗马军团还远未成熟，但以百人队为基本单位的三线制攻击法已经形成。罗马军连年作战，实战经验丰富，因此虽然震撼，并不慌乱。但是罗马军没见过大象，不知道是什么，窃窃私语一阵后，统一了认识，认为是“卢卡尼亚的牛”，于是军心安定，只等着打仗。

战斗开始后，皮洛士先亲自带领骑兵进行两翼进攻，但罗马骑兵得到意大利其他部族骑兵的配合，久攻不下。皮洛士眼见计划不成，便命令步兵方阵进攻。这是罗马和马其顿方阵的第一次较量，双方都尝到了对方的利害。罗马军在冲击之前先投掷每人携带的两支标枪，这种武器虽然射程不远，但是沉重有力，马其顿的密集方阵可以说是对其正中下怀。随着前排方阵兵的倒下，一个个罗马百人队拔出短剑，排成密集队形上前肉搏——刹那间，每名罗马兵面对着十支长矛——罗马队形必须留出挥剑的空间，不如马其顿方阵密集。无数罗马兵在长矛下栽倒，但罗马百人队深度达8列，进攻线上共24列，终于有罗马兵从长矛的空隙中冲到了马其顿兵的面前……

现在马其顿方阵的缺点充分暴露出来了。马其顿方阵要求过于密集的兵力，当他们一起前进的时候，扬起的尘土，脚步的喧嚣，人声的嘈杂使得在方阵中部的士兵既看不到，也听不到。不但指挥官无法对部队进行有效指挥，士兵也根本无法判断周围的形势。他们只能盲目地推着前排的士兵前进，通过人群的运动趋势、速度、推动伙伴的阻力、前排传来的喊叫以及身旁伙伴传说的各种阵中谣言模糊地认识形势。即使前排或者侧翼的某个地方遭到了最可怕的杀戮，在阵中的士兵只能眼巴巴观望，毫无办法。马其顿方阵太大了，为了获得正面的冲击力，无数人力资源虚耗在庞大的阵型中。当最糟糕的事情出现，也就是敌人冲过了前排的枪林，进入方阵的时候，马其顿方阵兵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7米长的矛对近身的敌人毫无作用，护身的匕首又实在太短起不了作用。逃走更不是一个好主意，逃走意味着方阵和军队的溃散，更重要的是周围全是密集的伙伴，想逃都无路可去。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后几排的长矛，但要让长矛在自己阵中准确戳刺，往往不切实际。就在这种欲战不能，欲逃无路的绝望中，罗马人可以放开手挥舞短剑左劈右砍，大开杀戒（罗马军的短剑是西班牙剑，两面开刃，可刺可砍，是近战中的利器），而马其顿兵除了绝望地握紧长矛之外，完全无计可施……

日耳曼人到底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

日耳曼人是发源于欧洲的重要族群，涵盖了如今西欧、北欧、北美等众多发达地区，其中尤其以英格兰人、维京人和德意志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不仅率先开展工业革命，同时亦成为近代数百年以来世界秩序的建立者和受益人。

然而在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却与凯尔特人、斯拉夫人一起被并称为欧洲三大蛮族。那么日耳曼人又是如何从茹毛饮血的古罗马时期，一步步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现今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世界最具代表性民族的呢？

族群由来：古印欧人的北欧分支

实际上，不论是代表欧洲古典文明的希腊人、拉丁人，还是欧洲三大蛮族，他们均发源于乌拉尔河——多瑙河下游的“南俄草原”（环绕里海北岸地区）。由于他们除了拥有共同的种族特征以外，还同属于印欧语系，故而其先祖又被称作为“古印欧人”。之所以叫做“印欧语系”，是因为这些操着类似口音的古印欧人后裔在西迁欧洲的同时，亦曾有分支为米底人、波斯人和雅利安人南迁到伊朗高原及印度次大陆地区。

不同于南迁分支，在原始印欧人向欧洲方向扩张的路途中，地形更加复杂。温和湿润的欧洲中南部被阿尔卑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等众多山地阻隔，平原亦大多森林密布（大西洋水汽充沛）、道路难行。故而包括希腊人、凯尔特人等众多古印欧人分支皆是沿着海岸线或河流迁徙。这其中希腊人沿黑海沿岸经过色雷斯平原抵达希腊半岛、拉丁人从黑海沿岸穿过多瑙河中下游平原进入波河流域、凯尔特人亦是沿着多瑙河溯流而上直抵巴伐利亚高原。相较于他们，日耳曼人同斯拉夫人一样，选择从喀尔巴阡山脉北麓的德涅斯特河（即乌克兰、摩尔多瓦两国分割河流）进发，并最终抵达日德兰半岛。

以日德兰半岛为根基，日耳曼人逐渐壮大，并向北欧和中欧其他区域繁衍迁徙。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伴随着气候骤降和海水侵袭（许多日耳曼部落喜好沿海而生，并跨海至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部分日耳曼部落开始南迁，并与罗马发生碰撞。触发了这场南迁移民潮的是居住在日德兰半岛的辛布里部落，他们连带催动了可能源于半岛北部的阿姆布昂人和易北河下游的条顿部落相继加入了这支南迁的日耳曼大军。

叩边罗马：漫无目的的南迁之路

其实早在日耳曼人南迁之前，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已经知道凯尔特人称莱茵河以东的民族为日耳曼人了。伴随着辛布里、条顿以及阿姆布昂三个部落的行动，日耳曼人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了欧洲文明的地缘版图上，后来人们便将双方的这次碰撞称之为“辛布里战争”。彼时，与罗马共和国毗邻的蛮族主要还是凯尔特人，因此当日耳曼三部溯易北河而上、朝着阿尔卑斯山方向渗透之时，他们所遭遇的第一波抵抗便是位于波西米亚高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捷克）的凯尔特人。

不过，虽然都被罗马人蔑称为“蛮族”，但此时的凯尔特人毕竟受到文明辐射数百年了，已经成为兼具农耕、畜牧的半定居族群，战斗力大为衰减，早已不复当年围困罗马城（即“白鹅救罗马”时期）的强悍了。加之日耳曼三部的这次南迁，根本就是为了觅食保命而来的，士气和勇猛程度是凯尔特人也难以比拟的。公元前120年前后，日耳曼三部征服波西米亚以后，很快就进入了与之相邻的奥地利，并在此处顺多瑙河而下，直抵喀尔巴阡盆地（多瑙河中游平原）。

熟悉欧洲地图的朋友应该会很清楚，很显然当日耳曼人来到喀尔巴阡盆地时，他们距离罗马边界就已经不远了，更何况此处的凯尔特人部落早已成为古罗马羁縻统治的紧密区域。秉承着安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常识，罗马人与日耳曼三部很快发生了交锋。不过经过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并将整个地中海囊括在内的罗马共和国，此时的社会结构早已从农耕过渡到了商贸，这就导致农民兵源不足、贫富差距严重、战斗力水平下降。而他们的敌人恰恰是比凯尔特部落还要凶残的日耳曼人，最终罗马军队在诺里亚战役中遭受重创。

公元前109年，日耳曼人跨过巴伐利亚高原，抵达高卢地区。罗马人再度与之交锋，全军覆没。日耳曼三部的胜利，促使他们此后可以肆无忌惮的横行于整个高卢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原先臣服于罗马的凯尔特人看到了罗马军队的虚弱。两年之后（前107年），正当日耳曼三部横扫西欧之时，位于瑞士高原上的凯尔特人提古林尼部落南侵罗马，并破天荒的取得了凯尔特人对罗马人百余年来的首次大胜。为了宣泄百年屈辱，凯尔特人迫使四千多罗马战俘从“轭门”（即三根标枪扎成的门洞）下面挨个钻出，史称“轭门受辱”。

不过，相较于主动出击罗马腹地，但战果有限的凯尔特人，战斗力更为强劲、作风更为野蛮的日耳曼人才是罗马的战场大敌。只是，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终究是为了生存才发起南迁的，他们在又一次重挫罗马军团（阿劳西奥战役）之后，便选择窜入外高卢境内，并不愿意深入到罗马腹地进行一次客场冒险，高卢地区的凯尔特族群已经足够他们掠食的了。这种掠夺式的生存方式，本质上依然属于游牧生活的范畴，只不过日耳曼三部游牧的对象是其他更为弱小的族群罢了。所以按照日耳曼人的想法，过了几年他们才又一次返回罗马边界，意图再进行一轮收割。

只是恰在日耳曼三部巡掠高卢的时候，罗马内部形势发生了一次剧变。在遭受接连失败之后，罗马执政官马略推行军事改革，并取得北非朱古达战争的胜利。故而当日耳曼人再度来袭之际，马略率领他所训练的5万罗马新军出现了。我们姑且不去详谈马略军改的实质和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只需要知道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和动员能力被重新激活就好。当战场尘埃落定，结果完全出乎日耳曼人的预料，条顿、阿姆布昂人几乎全数被歼，另有相当多的妇孺（日耳曼三部是举族迁徙的）被俘。没过多久，辛布里人也在抵达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波河平原，于韦尔切利惨遭罗马军团屠戮。至此，辛布里战争结束。

日耳曼尼亚与罗马帝国边界的形成

经过辛布里战争以后，罗马人开始将北部被日耳曼族群占据的区域称之为“日耳曼尼亚”，意为日耳曼人居住的地方。没过几十年，凯撒便开始率领罗马军团开启了征服高卢的历程，并将莱茵河作为高卢地区（也即罗马疆域）与日耳曼尼亚的边界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凯撒甚至跨越到了莱茵河以东附近的丛林中，以求达到对日耳曼部落的威慑效果。

然而，以河流作为两个族群边界的做法并不符合地缘板块的自然规律，毕竟相较于山脉的两侧，河流两岸更容易相互交流（经商、通婚和战争）。所以当凯撒撤兵以后，众多为了谋求生存的日耳曼部落开始不断尝试穿越莱茵河防线，毕竟相较于罗马人的阻力，从日德兰半岛传递而来的地缘压力更为强烈。在众多日耳曼部落的竞争中，不断有人潜入高卢地区，这迫使后来罗马帝国不得不沿河修筑一些分段的防御工事，这一系列防御工事后来又被称作“日耳曼长城”。

当然，不仅日耳曼人想要迁徙至莱茵河以西，之后的罗马帝国同样有兼并莱茵河东岸野心的皇帝。在奥古斯都和提庇留时期，罗马军队不断深入中欧丛林，占领了大半个中欧。然而这些日耳曼部落大多并非真正屈服。最终条顿堡森林战役爆发，罗马帝国在其最强盛之时遭受惨败，不得不停止了扩张行动，莱茵河防线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其实罗马人在条顿堡森林战役惨败的原因恰恰是当年凯撒不愿占据莱茵河以西的理由，毕竟丛林密布的环境不利于罗马军团的展开，反而对熟悉地形的日耳曼人更加有利。

“三世纪危机”后的日耳曼罗马

条顿堡森林战役之后，罗马帝国不仅未能征服日耳曼尼亚，其自身却逐渐出现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点：其一是马略募兵制改革以后，军队将领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武人乱政现象；其二则是伴随着帝国内部的饱和发展，不同地缘板块间的离心力日渐增强。最终罗马帝国陷入了军队频繁废立皇帝、“四帝共治”以拱卫中枢的窘境。

正当罗马即将迎来新一轮历史拐点的时候，亚洲草原游牧民族匈人开始入侵欧洲，并裹挟了包括阿兰人、日耳曼人在内的众多族群冲击罗马边疆。在此期间，日耳曼族群业已形成以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为主的东日耳曼人；以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为主的北日耳曼人。最终，众多东日耳曼人以及部分西日耳曼部落纷纷内附罗马，其中西哥特人（从哥特人分裂）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汪达尔人连同阿兰人（非日耳曼族群）占据了北非迦太基故地、东哥特人占据了亚平宁半岛（后被伦巴底人占据）、法兰克人则在莱茵河以西的高卢地区占据绝对优势。

此时，罗马帝国虽然分裂，并且对各地日耳曼将领的束缚力大为削弱，但却依旧维持着西罗马帝国形式上的完整。因而，这段时期的西罗马又被称作“日耳曼罗马”。在“日耳曼罗马”时期，众多日耳曼部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欧洲由此进入了以日耳曼族群为主的时代。

中世纪欧洲：日耳曼人的天下

进入中世纪以后，东日耳曼诸部中唯有西哥特王国留存了下来，东哥特王国和汪达尔王国则相继被东罗马灭亡，勃艮第人则被法兰克人吸收。西日耳曼诸部的情况较为复杂，居住在易北河流域的众多部落最终演化成为了巴伐利亚人（南德意志人）；居住在北海沿岸，包括撒克逊人、盎格鲁人、朱特人以及巴达维人则逐渐成为荷兰人、英格兰人的直系祖先；至于居住在莱茵河、威悉河等地的日耳曼部落则逐渐成为了黑森人和法兰克人。当然，后来除了不列颠群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以外，法兰克人的疆域几乎涵盖了全部中西欧地区，但最终在日耳曼尼亚地区还是形成了以德意志为共同文化意识的德意志人。

事实上，法兰克帝国的分裂，其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凯撒治下的高卢与日耳曼尼亚地区的又一次地缘划分，毕竟后来西法兰克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依旧是以莱茵河-洛林一带为界线的，而这源于两侧日耳曼人对拉丁文化的认同程度。不仅如此，自从西日耳曼人内附罗马以来，易北河以东及波西米亚地区便被西斯拉夫人占据，法兰克人崛起的岁月里，日耳曼人开始东征并逐渐收复了这些地区。

相较于东日耳曼人和西日耳曼人，北日耳曼人虽然未能在古罗马文明崩溃的废墟中获益，却依旧不能阻挡其在中世纪崛起的步伐。他们擅长海上冒险，喜欢掠夺其他欧洲国家，并从8世纪开始愈发变得有组织起来。这其中丹麦人甚至一度取得英格兰地区的统治，建立了北海帝国。为了表达对这群擅长掠夺、杀戮的海上强盗的厌恶，芬兰人称之为“罗斯人”、东斯拉夫人称之为“瓦良格人”、西欧的日耳曼同族们将其称作“维京人”，他们留西欧的后裔则被称之为“诺曼人”。

鼎盛时期，这些维京人一方面在西欧（从北海到地中海）横行肆虐，甚至占据了西西里岛之后充当了抵御阿拉伯人入侵的欧洲南大门作用；另一方面则在东欧斯拉夫人的领地中经营着往返北欧（瓦良格人）和拜占庭（希腊人）之间的“瓦希商路”。甚至就连因这条商路贸易而崛起的东斯拉夫城邦诺夫哥罗德，后来在斯拉夫贵族的邀请下迎来了瓦良格人的领袖留里克建立了俄国史上第一个王公政权（俄国史学界对此有异议）。

至此，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英格兰人）、德国（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撒克逊人等重塑形成的德意志人）、法国（西法兰克人）、西班牙（西哥特人），乃至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甚至是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均不同程度的保存了日耳曼人的血缘、习俗或者影响。当中世纪的欧洲遭受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的入侵之时，以保护欧洲为名发起“十字军东征”的也大多是法国、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等日耳曼国家。大航海时代和工业化浪潮来临之际，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更进一步，凭借对全球秩序（全球殖民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的塑造占据着世界的话语权。

综上所述，日耳曼人源于南俄草原的古印欧人族群，后西迁至日德兰半岛以及北欧地区，并伴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开始不断南迁。它们先后与罗马发生了辛布里战争、条顿堡森林战役，划定了双方的分界线。罗马帝国分裂后，众多日耳曼部落趁势内附西罗马，并在其倒塌的废墟中建立起了一系列政权。步入中世纪以后，日耳曼人逐渐成为欧洲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族群，并成为维护欧洲文明的形象。

中世纪结束以后，日耳曼人的族群意识逐渐被各自国家认同所取代，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成为更具辨识度的标签，日耳曼人概念也随之逐渐萎缩成为德意志地区（与日耳曼尼亚地区高度吻合）人群的自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