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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足球的笑话有很多，刚刚过去的春晚，本山大叔还把中国足球拿去“忽悠”了一把！不过，有这样一则笑话想必令人记忆犹新———一位韩国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30年！韩国人哭了……一位日本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50年。日本人又哭了……一位中国球员也去问上帝：那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看了看中国球员，自己哭了……当然这些笑话只是中国球迷失望之余的一种发泄方式，情绪化色彩过浓。可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确让人看不到希望。至少现在是这样。

回顾中国足球近20年来“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辛酸血泪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足球并未从多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能从偶然的“成功”中收获经验。失利就炒教练、换球员、追责任，成功就盲目乐观、沾沾自喜、一俊遮百丑，中国足球的发展思路和实力水平一样，都处于“初级阶段”。

要想彻底破除中国足球近20年来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意暂时的成绩和眼前的得失，而要认认真真地从基础抓起，把中国足球打造成真正的“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耐心！

中国足球需要“休克”疗法

平心而论，与世界上的足球强国相比，中国足球的起点低，发展时间也不长，的确有着较大的差距。但要想取得好成绩，不切实际的凭空妄想不行，不尊重足球规律的冒险蛮干不行，不顾一切的“豪赌出线”，甚至将其与政绩挂钩更不行！中国足球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结合中国现实特色的足球发展之路。“未来20年不要向中国足球要成绩”的“休克”疗法，也许正是中国足球痛定思痛，医治顽疾的“良方”。

在目前的中国足球圈里，国字号球队的成绩成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最主要标准。为了国字号球队的比赛，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背离足球职业化的规律，一再牺牲二三线联赛和青少年足球建设，使得中国足球在失败的循环中往复进行。

如何增强足球青少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如何加强联赛建设？如何培养能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教练队伍？国字号球队应该如何组建和指挥？现有的足球发展经费该如何分配？中国足球如何更好地与世界足球强国交流？中国足球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风格？这些疑问都需要中国足球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深思并且找出答案。

现在，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都被“出线的重任”所掩盖。为了出线，球迷可以原谅足球管理机构在青少年培养上的一再拖延；为了出线，足协可以把绝大多数经费，用在“中国之队”没完没了的越洋拉练上。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意他们是否出线了，会怎样？国家队成绩上的休克，一定程度会换来各方面对中国足球整体发展的关注！

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认真地反思自身的风格和发展方向；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举措，为联赛和基础培育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中国足球更应有这样的耐性，安于承受基础建设过程中的寂寞！“从娃娃抓起”是足球发展的规律

把记忆的年轮拨回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伊朗足球队访华时亲临现场，并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观点。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足球却仍未品尝到青少年足球建设的成果！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高声疾呼要注重青少年足球建设；另一方面，国内的青少年足球建设却依旧少人问津，几近停滞。因此，中国足球要想真正拥有未来，将青少年足球建设落到实处才是关键一步！

在谈到国内青少年足球建设滞后的问题时，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曾在全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上坦承，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青少年足球发展思路与政策都出现了偏差。“而忽视和淡化了原有的以体委系统为主体、以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后备力量培养体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国家队主帅高丰文则认为，目前处在最基层的学校足球缺乏扶持，也使得足球人才的培养严重萎缩。而国内的足球俱乐部因为自身建设的不完善，目前还无法承担起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任务。

据记者了解，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问题上，中国足协和各地方体育局乃至一些俱乐部和教练，都在进行一些摸索和尝试。在今年初举行的中国足球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青少年球员培养的新方案：20岁以下的球员都回归地方体育局管理，可以参加全运会；恢复各省市的专业球队；重点扶持学校足球。对此，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表示：“地方有全运会任务，会比现在的俱乐部更加认真地培养青少年球员。我们要把足球重新放回到中国体育的整体计划中。”而徐根宝的“崇明足校”模式、山东的“鲁能足校”模式、申思、马明宇等昔日国脚进行的“教育足球”模式等，都在为中国足球的后备力量培养寻找着可行的途径……

不过，正如足坛名宿马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无论是哪一种培养方式，青少年足球建设关键是要落到实处。政府、体育部门、足球界、学校和全社会都要重视这项工作，要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项目，才能形成良好的足球氛围，最终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从头开始，落到实处，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足球而言，可谓金玉良言！

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个系列专题，在反思了一系列现象和问题后，我们的思维最终必须有一个落脚点。也就是说，从多个角度探讨了WHAT和WHY之后，现在必须要讨论的是HOW：下一步该怎么走？

最近两年，关于“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构想一次次被提及。在中国足球整体陷入冰河期的大背景下，这是唯一能让球迷有所期待的话题，虽然这个期待看上去也遥不可及。但是，中国足球现在并无底气申办，而且申办世界杯也并非拯救中国足球的良药，乐观预计，它也只能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一股巨大动力。

2008年是全世界的体育大年，更是中国百年难遇的体育大年，因为有北京奥运会。但奥运会之后呢？许多人都希望有全新的寄托，于是申办男足世界杯成了许多人的梦想。最近两三年中，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每次来中国，都会被问到有关申办世界杯的话题。瑞士人都会公开表态，他支持中国申办世界杯，并且相信中国能办好世界杯。

没有人会把布拉特的应景之辞当真，因为人们后来发现，布拉特每到一个国家，都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中国人仍然有申办的梦想，这个梦想也产生得理所当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体育发展水平、体育设施状况、社会发展需要，都应该也可以申办世界杯。亚洲已有日韩在2002年合办过世界杯，下次再回亚洲，最合适的也是中国。

连赞助商也这么想。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双料赞助商阿迪达斯公司的陶金，他就告诉记者：“奥运会办完，毫无疑问中国体育的下一个大赛就是世界杯。我认为，中国足球完全有必要考虑2022年或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工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来说，由创造和发明了古代足球运动的中国来承办一届世界杯，是一个很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的战略设计。”在经济腾飞的推动之下，很多城市在硬件设施方面具备了主办世界杯的全部条件；1991年和2007年，中国还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杯女足赛，这些让我们有申办世界杯的底气。

可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是，以中国足球的状况与水平，能支持它来申办世界杯吗？或者说，一地鸡毛的中国足球，有必要申办世界杯吗？

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过去两年一度跌到100名开外，最新的排名也才第83位。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从没有过如此弱小的东道主。而中国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则是3战皆败进0球失9球的难堪战绩，FIFA想必也不想制造一个史上最烂的东道主。而中国的联赛同样低迷，近两年虽然假球黑哨不再泛滥，但人气和水平仍然每况愈下。

因此，对中国足球来说，申办世界杯只能是一个美妙的远景计划，还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管是申办2022、2026或是2018，都只能想想而已。重要的是将自身的工作做好，足球水平和足球氛围得到提升，国家队和联赛齐头并进，这是申办世界杯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有圈内人士形象地说，“现在中国足球要做的，是要先把池塘修好，然后放进干净、高营养的水，再放进鱼苗。鱼儿在好的生存环境中，必然会健康成长。中国足球的问题根源，其实还是我们的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现在八匹马往八个方向乱撞的结局。如果要申办世界杯，我们必须要进行真正、彻底的足球改革，让职业联赛健康起来，让俱乐部的经营规范起来，让球员的生存土壤肥沃起来，让青少年球员更多地参与进来，然后我们有计划、有目标、分阶段地去进行规划和准备。也许4年之后，中国足球就可以真的挺直腰杆去申办世界杯了。”

不管是不是为了申办世界杯，中国足球都需要改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足球改革不可能自下而上，只能从顶层开始，甚至可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选对掌门人——一个专业内行、知识现代、管理科学的掌门人。

对于中国足协需要怎样的当家人，圈内早有认定，“首先，他要有点足球基础，至少清楚足球项目和其他项目同步发展的困难和不同。他不需要是真正的足球专业人士出身，但至少要懂得足球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其次，他要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最好是有在国外受教育的经历。这样可以帮助他认知足球在世界上的地位，清楚中国足球的差距，然后找准定位准确出击；第三，他必须懂得一些企业管理知识，知道如何把足球商业化经营当成企业管理。”

职业联赛的三任足协掌门人各有千秋，但都不算成功，也都没有得到好评。王俊生是专业出身，主抓竞赛和项目管理还算内行，但江湖习气过重，对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也稍有欠缺；阎世铎上任之前是总局法规司司长，领导任命他的目的性也比较明确，就是完善“没有规矩、管理混乱”的中国足球，可惜阎在任期间的很多政策和改革，被证明是瞎指挥、乱弹琴；谢亚龙上任有浓重的奥运背景，他本身转道足球也有明显运作的痕迹，事实证明，外行管理一个项目，无论你本身是否真正有能力有抱负，都很难找到中国足球问题的症结。再加上受奥运战略的掣肘，最终被圈内圈外排挤也成为事实，执政失败也成为必然。

2008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足球这个项目，本身不是奥运夺牌大户，甚至连奥运夺牌点都很难维持，从体委系统完全脱离实现社会化市场管理，不失为一种可能。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点——中国足协最重要的管理者由一个完全不懂足球项目的行政官员来承担。

下一步中国足球改革的第一步，首先任务应该就是选对掌门人。如果能够在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由圈内人士共同民主推举并选择真正的适合中国足协的管理者，这是最好的结果。可这种设想在现行的体育体制之下，实现起来有很大难度，而即使真的民主选择产生，如果没有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的真正放权，也很难实现足球项目的彻底职业化和真正改革。

选对掌门人只是第一步，中国足球的改革最根本的工作还是足协自身的职业化。中国足球要找到正路，足协改组在先，联赛改制则须紧随其后。足协的功能也当有所变化，联赛这一块应尽可能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职业联盟。

对于中国足协管理联赛能力低下的怀疑，从职业联赛最初一直持续至今。比如相关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处理问题情绪化严重，且方式和标准不一，管理联赛人治化痕迹浓厚等。而最受球迷和媒体诟病的，则是对“假赌黑”现象的无能为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足协的未来工作定位应是主抓青少年足球的普及与提高，协调并监管各级国字号球队的备战和组建；而在职业联赛的管理环节上，足协应该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未来可能成立的足球职业联盟。也就是说，足协需要从以前的管理者和主导者地位，逐渐转变成一个职业联赛服务、协调机构和监管部门。这种足球管理模式，是如今世界足球发展潮流中，最实用也是最流行的方式。

在经营方面，足协同样需要改革。职业联赛初期，足球产业的赞助市场相对混乱，商家投资也相对盲目，这时只要足协有专门的经营人员或招商机构，就能完成基础的招商工作。但职业联赛14年之后，赞助商对足球项目已缺乏信心，对足协主导的职业联赛发展也有了诸多怀疑，此时就必须有更为专业的经营团队和管理团队，来把持职业足球的发展方向。中国足协如果不想中国足球在自己手中被活活玩死，就一定要给职业联赛的主体——投资人和俱乐部以真正的话语权，让他们真正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掏钱做“公益事业”。

很多人在探讨“职业足球联盟”在中国建立的可能性。但即使这样的结构能建立，我们也需要真正的一些合作者和合作项目，光凭足协自身的运作能力，这个项目继续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实中中国足协的合作者是盈方、阿迪达斯和中超公司，国奥队主教练杜伊实际上也是中外合作的项目之一，盈方主要负责中国之队，阿迪达斯则是一个特殊的合作者，中超公司则是“足协主控”的一个经营职业联赛的公司，下属的合作伙伴还有耐克、金威啤酒、央视、搜狐体育等。仔细考量一下这些合作者，除了媒体合作伙伴、体育品牌及与足球相关消费品外，我们外延的合作者几乎是一个空白。

现在的中国足协，不只是联赛的经营不力，国家队的经营同样失败。从1993年选择IMG开始，后来的ISL，再到现状的盈方，除了IMG合作还不错之外，其他的合作都出现了问题。如果中国足协没有意识或者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及对待合作者的态度，下一次合作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像这次世界杯冲击失利，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咎为，足协抛弃了更能带来直接利益的亚足联开发公司，而选择盈方，这是足协“为钱所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并不是一定就要选择亚足联公司而放弃盈方，关键是这种谈判的方式很不职业。你掌握双方的低价去追逐最大利益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而伤了和气。在生意场上，一旦只剩下两个竞争对手，你最好坦诚布公地去沟通，而不能搞小动作，最后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像中国足协这种做生意的烂招，被揭穿后是可以被业内人士完全抛弃，甚至有人故意设局‘黑掉’的。无论是现实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让合作伙伴吃亏你却赚大便宜，这样的合作不可能长远。和盈方合作这件事，足协犯了好几个错误，第一是太看重钱，对既得利益看得过重；第二是谈判方式有些低劣；第三是抱错了大腿，就像娶媳妇，不要以为有钱家庭的闺女就好，她的性格、适应能力，还有是不是原意一起过日子，这些都比金钱更重要。”

“职业联赛14年，却造就了职业化程度最低的中国足协。俱乐部经营不好可以破产、转卖甚至倒闭，球员可以因为打假球被三停、挂牌甚至废掉，职业教练可以在一场比赛后立即下课；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以及这个机构里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却可以在职业联赛的熔炉中安坐如山！所以要想挽救中国足球，足协也必须完全走向市场，他们的职业化改革是必须要走的过程，否则职业联赛如何改变都没有用！足协工作人员办事能力拖沓、管理水平低、效率不高、官僚作风横行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机制之下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一位体委系统退休干部的一些话，一言击中要害。

足球改革当自上而下，上自中国足协，下就是职业联赛。中超联赛需要改革之处自是很多，难以赘述，但眼前很重要的一块是电视转播的困境。

从欧洲足球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电视直播的参与，职业足球很难获得经济效益上的突破，从而制约联赛整体水平的提高。在现阶段，依然只有电视这个工具，能够无限度地扩充一场足球比赛的传播价值和经济效益。而中超的电视转播一年比一年低，从足协到各俱乐部一直都认为是央视这个“特殊的电视台”，导致了他们电视直播版权费用的难以突破。可实际上，制约中超电视收入水准的，其实还是低水平的职业联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低水平的比赛使得电视转播不值钱，而电视转播费低廉更加制约联赛的发展。

2007年，天盛欧洲足球频道用5000万美元的天价，买断了英超在中国大陆的3年唯一直播权。英超降级的德比郡俱乐部，上赛季依然能够得到3400万英镑的电视转播费分成。而中超俱乐部呢？每年从中超公司那里获得的电视转播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07年，中超联赛共有2家全国性转播平台（东方卫视，CCTV-5）、12个省级转播台、12个市级转播台，累积收视人数达到1.44亿，为中超联赛以来最高，可俱乐部依然是不能从电视转播费里分得更多钱。原因很简单，中超的电视转播越来越贬值，有人敢花5000万美元买三年英超，却没有人愿意花1000万美元买三年中超。

事实上，中超虽有上述26家电视机构在参与转播，但真正付费给足协的，只有央视和上海文广。加上新媒体合作伙伴搜狐每年提供的150万元，中超电视版权总价值也就在3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值比英超最差俱乐部的电视分成都差得远。问题到底在哪里？当年央视死守联赛价格底线时，时任体育频道总监的马国力曾说，“第一，我不能为足球开一个大口子，中国体育有太多的项目要扶持；二，中国足球联赛的价值的确不高，说白了，这个赛事还不值钱。”

1995年1月1日成立的央视体育频道，当年因为直播足球联赛而品牌受益，加上央视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目前CCTV-5（现奥运频道）占据了整个体育赛事资源的80%以上。但在CCTV-5诸多节目和赛事直播中，中超的直播很多时候都排在10名以外，特别是在有姚明和易建联参赛的NBA赛事直播面前，中超联赛已经不再是央视体育资源中的宠儿。

2008年，全国有50家地方频道和10个付费体育频道（包括网站）在播出NBA，而实际上，足球最红火时应运而生的42个地方体育频道现在已经缩水到20家左右。以前的很多体育频道，已经在地方被生活频道、娱乐频道兼并或者挤压，但即使这样，还能出现50家地方频道直播NBA篮球赛事。而且在地方体育频道，篮球节目的收视率和经营情况都比足球好很多。辽宁体育频道每年要付给文广集团大约70万元的中超直播版权费，可在实际的营运中，辽宁台播出辽足一个赛季的中超，也挣不回这区区几十万元；但是直播辽宁男篮的CBA赛事则完全不同，不仅是赞助商踊跃，招商容易，其火爆的现场气氛和直播时的互动程度，都让中超直播难以望及。

此外，中国足球人士自身也不珍惜电视直播。欧洲很多俱乐部都会在赛季前搞一个球员的“媒体培训”，就是培训职业球员如何善待媒体和正确对待电视机构，特别是如何与电视媒体配合做好直播，这已经成为其必修课。欧洲足球直播时间跨度很长，经常是赛前一小时，赛后一小时，需要大量的球员、教练、工作人员、球迷的默契配合，可以说现代足球其实就是“电视足球”。可这种理念在中超完全没有市场。作为联赛的主播台，东方卫视曾在直播中超之初做了大量的工作，可很难得到球队和球员的支持。负责中超直播的刘勇说，“中国球员在直播时的电视概念太差，也非常情绪化，他们永远会认为自己是职业联赛的主体，高兴时陪媒体聊聊，不高兴时把直播话筒直接推开。赛事组织者也让我们很头疼，比如每晚19点30分的比赛，正常情况下19点25分必须出场，然后是升国旗、合影等仪式，电视机构则在这几分钟内要完成上字幕、出赞助商广告、嘉宾简单访谈等节目。但目前很多比赛都不准时，经常是19点28分才出场，咱们一点约束力没有。这种足球直播的状况，怎么可能让联赛的电视价值得到提升呢？”

这就是现实：如果电视台不能从直播中超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那么中超的电视版权费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而如果联赛质量依旧在低水平，混乱不堪中沉沦，职业足球在电视环节上的突破将是一种奢望。

请介绍一下以前的成都保卫战

这是成都的一段没有硝烟，却足够激情的岁月。

在百度里搜索“成都保卫战”五个字，用时仅仅0.054秒便可以搜出来28万个带有“成都保卫战”字眼的网页。其中绝大多数与1995年底那次甲A足球保级大战有关，极少数则是扯虎皮作大旗，以此来吸引读者的眼球。28万个网页，充分说明了“成都保卫战”曾有过的轰动性。

但这些都不是曾经的“成都保卫战”最原始的文字记录，因为在事情发生的1995年，成都还没有网络，即使是电脑也是那种插入5寸软盘的286，新闻根本无法在一连串的脉冲电流之后，像今天这样广为传播。当时，作为中共成都市委机关报的《成都晚报》，是市场上影响力最大、也是最受市民欢迎的报纸。成都晚报体育部记者许勇和周葱用文字在新闻纸上记录下了这段没有硝烟，却足够激情的岁月。

那一年 成都球市冠甲A

11场比赛，44.2万人次的总观众数，这是1995年中国足协官方数据显示的，也排在当时甲A各个球队的主场首位。

出现如此情况，不仅是因为当时的成都人爱球、爱看球，也因为在1995年球迷喜欢的四川全兴队走到了降级的边缘，需要一场激情的救赎。1995赛季，马明宇远走广东宏远，整个赛季全兴足球队成绩平平，排名一度垫底，少帅余东风数度被球迷铺天盖地的“下课”声淹没。

1995年9月28日，《足球》报总编辑严俊君振臂一呼“保卫成都”，川中球迷群起响应。不过严俊君的振臂一呼，并没能帮助全兴队取得好的成绩。相反到了联赛还剩两轮的时候，全兴必须两场全胜才能完成保级，而保级对手青岛海牛只要战平即可保级，于是接下来与青岛海牛和八一队的比赛成了不能有任何闪失的比赛。

1995年11月11日，四川全兴和青岛海牛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对攻战。因为比赛太精彩了，4人因为过于激动而晕倒，被送进附近的三医院。当场比赛，一个名叫杨为键的青岛球员让很多四川球迷到现在仍记忆深刻，他的一脚惊世骇俗的远射，帮助青岛队客场2∶1领先，也差点打碎成都足球的“保卫梦”。但是随后，当时刚刚年满20岁的小将姚夏成为了当场比赛的主宰，正是他的梅开二度，帮助全兴队3∶2力克青岛海牛，保住了保级的希望，也才将与八一队的那场比赛变成了“成都保卫战”最后的高潮和盛典。当时成都晚报体育部记者（现为华西都市报体育部主任）的周葱写下了《悬崖上的大决斗——全兴勇擒海牛纪实》的文章。

那一夜 成都因足球疯狂

1995年11月19日，这一夜因为足球而出现的热闹场面和轰动程度，是此后许多年中国足球都无法企及的。11月18日，成了成都足球史上最著名的“排队之夜”，面对通宵排队买票的球迷，时任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手拿话筒，高声地说：“一定会满足大家，让所有人进场看球。”而在当天下午，一成都球迷抱着一捆人民币摆在了八一队的面前，唱着“自己的队伍来到了面前”……11月19日晚，能容纳4万多人的成都市体育中心，一下涌进了6万多人。爆满！超载！

那夜的四川全兴队是争气的，当那个来自北京的翟飚打进那粒金子般的进球时，在成体中心的看台上一个名叫沈立新的球迷掩面而泣，这一画面成为了中央电视台足球频道保留的经典画面之一。一“绅士”球迷脱下皮尔卡丹西服赤膊上阵，兴奋之余才发现，3000多元的西服被烟头洞穿。球终人散之后，此君清醒过来，为躲过老婆“修理”，竟赤裸着上身跑回家，说自己在路上遇见了劫匪。

比赛终于结束了，四川全兴赢得了比赛，成功保级。与此同时，另一个战场上的辽足和青岛的生死战输赢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两队双双降级。成都又一晚因为足球而不眠。无数球迷在保级之后涌向八一队驻地珠峰宾馆，高喊“谢谢亲人解放军”。随后，球迷们在某火锅城大摆胜利宴，据说那天晚上起码摆了50桌，外地球迷协会也派出了专人前来助兴。

20日出版的《成都晚报》头版则大张旗鼓地宣扬了四川全兴成功保级的盛况，以及时任四川谢世杰给全兴足球俱乐部发去的贺电。而在当天的《成都晚报》第五版，记者许勇则写下了《可喜不可贺——写在全兴保组成功之后》的评论文章，也就是在这次成功保级之后，四川足球迎来了春天。

回忆·成都保卫战

许勇：告诉你一个“违禁”玉佩的故事

1995年，在《成都晚报》上撰写“成都保卫战”的主笔记者许勇，早就转行当上了一个卖酒人，从最初的成都晚报体育部副主任，到后来的全兴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直到今天的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虽然自己的战场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绿草茵茵的足球场，但是谈到1995年，许勇依旧是激情满怀：“那时中国足协规定，上场球员不能佩戴任何饰品。翟飚上场之前发现自己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玉佩，他情急之下将玉佩塞给了我。”整场比赛，全兴疯狂地进攻，但就是破不了门，这个时候许勇干了一件违规的事情：“我赶紧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趁比赛官员不注意，将这个吉祥物还给翟飚。比赛临近终点，翟飚一记头球打破了僵局。下场的时候，翟飚扯着脖子上的玉佩冲向了我，我们两个激动地抱在了一起……”这些情况都是当年许勇没有诉诸笔端的。倒不是他不想写，而是因为当时的体育新闻报道还不需要那么细致，同时“一个玉佩的故事”，本身涉嫌违反中国足协规定，写出来对四川全兴保级并不是什么好事。

姚夏：当时只想着进一个球

如果没有1995年11月11日晚姚夏的那次梅开二度，也就没有后来翟飚的一锤定音。14年过去了，姚夏回想到当时的情况说：“杨为键进球后，我们1∶2落后，当时脑壳里除了进球，什么都没有。就在我打进了第二个进球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赢了，保级有望了。当时我冲到老哥（余东风）面前，和他很热烈地拥抱，当时一起的还有马黑娃（马麦罗），然后才是全队一起庆祝。我到现在仍然很怀念那些日子，为了保级，全队空前团结，球迷也非常支持……”

翟飚：是男人就要站着死

谈到1995年11月19日四川全兴队与八一队的比赛，一个名字是不容回避的，这就是翟飙。

翟飚成为“成都保卫战”的英雄，本身是一个意外。如果不是年初，两名俄罗斯外援谢尔盖和伊戈尔突然要求加薪、走人，四川全兴队当年并不会走到降级的边缘，也许就不需要那个当年15万人民币从北京转会来的高个子在最后时刻的头球破门了。

把玉佩塞给许勇，许勇又还回自己。翟飚自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场面，但是在他脑海里更清晰的记忆则是赛前余东风对他说的一句话：“是男人就是死也要站着死！”还有一句则是比赛还有十多分钟就要结束时，魏群在场上吼的那一嗓子：“时间不多了，兄弟伙些搞紧整进去一个哈。”于是翟飚进球了，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足球英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在成都买房，娶妻生子，成了一个地道的成都人。去年从川足辞职后，翟飚带着妻子、孩子回到了北京，回忆起当年的“成都保卫战”，翟飚有种莫名的兴奋：“那个时候，**旋风就是成都激情的代名词。”

采访手记

成都人的激情永不消退

安逸、舒适，良好的生活环境养成了很多成都人与世无争的性格。在成都的街头，你偶尔会看到有人因为纠纷而泡沫横飞，但绝少见到老拳相向的。于是一些外地人断定，成都人的性格是温和的，也是缺乏激情的。

一群从小就生活在辣椒、火锅气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怎么可能会是没有激情的人？上世纪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有350万四川人扛着枪走到了抗日最前线，有64万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各省首位——这正是历史上四川人、成都人血性和激情最好的体现。

相比之下，1995年的那场足球的成都保卫战，不过是和平年代成都人激情在足球场上最生动，也是最极致的表现而已。十多年过去了，成都人的激情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消退，如果说1995年成都只有一支顶级职业联赛的队伍，而如今成都有了中超、中甲两支球队，但是球市却远不如以前火，其原因并不是成都人没有了激情，而是足球大环境的不景气，加上成都人的激情有了更多可以释放的地方。比如说，2005年的“超级女声”，成都人通过无数的短信力挺成都女孩李宇春成为冠军；比如一年一度的元旦越野跑，受到市民的疯狂追逐；比如2007年6月，成都和重庆经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成都人高涨的建设和工作热情；比如2008年，地震发生后，成都人充满激情的自救，以及对其他受灾地区人民的慷慨援助……成都人的热情和激情，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展现。激情，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历史上成都人就没有缺乏过激情，而未来这种激情也不会消退。

周定洋是哪国的球员？

内援。

周定洋是根据“首次注册港澳台足协”的相关政策进行注册和报名的，不算外援，此名额只有一个。由于其祖父出生在内地，如果申请成都（也可为内地其它城市）户籍即在成都定居，拿到身份证，即可在下赛季成为国内球员。

2020年9月，周定洋首次以队长身份在中超联赛登场。2022年4月，周定洋转会加盟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

周定洋社会评价：

周定洋有丰富的中超联赛经验，熟悉中超环境和各队风格。在中场覆盖面积大，跑动勤勉积极，防守意识出众，对抗侵略性强，周定洋的到来能够进一步提升成都蓉城的中后场硬度。

周定洋具有典型的英式踢球风格，比较重视身体碰撞的打法。在场上司职后腰的周定洋，不仅防守非常强悍，制空能力强，而且传球的脚法也非常精准。

四川九牛主场在哪儿

球队主场：成都龙泉驿足球场

2018年1月29日，中国足球协会官方发布"关于2018年中乙联赛预报名公示"2017业余联赛总决赛参赛球队四川九牛成功递补参加2018年中国足球乙级联赛。 2018赛季四川九牛最终获得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第24名。

2019年2月20日，四川九牛足球俱乐部在成都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优必选科技携手城市足球集团及中国健腾体育产业基金，联合收购中乙球队四川九牛足球俱乐部。

成都龙泉驿足球场于2003年7月破土动工，2004年5月完工，总投资达2亿元人民币，这是我国首次运用民营资金投资兴建的大型体育设施。

2004年6月24日，该场地通过国家验收，同年7月7日，正式启用球场。为顾全到保安问题，体育场内有很多通道，方便赛前赛后的入场和疏散工作。新闻中心和访问室在大赛开始前又翻新，球员也拥有一个多元用途的休息室。

2004年7月在中国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杯足球赛上，龙泉驿足球场是C组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促墓洒樱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四队的比赛场地，最终伊拉克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从该组中出线，老牌劲旅沙特阿拉伯队和亚洲杯新军土库曼斯坦队被淘汰。

亚洲杯之后，龙泉驿足球场曾作为四川冠城队的主场，2005年四川冠城队解散之后，成都谢菲联队在成都体育中心体育场有其他活动时，也会将比赛移至龙泉驿足球场进行，成都谢菲联队2015年因资金问题解散，龙泉驿足球场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无比赛承办。

2019年，成都兴城队将与四川九牛队共同使用龙泉驿足球场出舟雄战该赛季中乙联赛。